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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叙利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深度观察）******

　　非法军事干预、抢掠资源、肆意制裁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各界人士普遍认为——

　　“美国是叙利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深度观察）

　　核心阅读

　　美国为维护霸权、谋取私利，对叙利亚进行非法军事干预、抢掠资源、肆意制裁，严重损害当地民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造成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叙利亚问题延宕十余年，当地人民至今仍在贫困和战乱中挣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频繁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造成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美国对叙利亚实施单边制裁，导致叙利亚人民难以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经济发展和重建进程面临重重困难。时至今日，美军仍控制叙利亚石油、天然气等国家资源，霸占叙主要产油区，搜刮掠夺八成以上产油量，走私烧毁叙利亚粮食库存，严重侵犯叙利亚人民的基本人权。

　　叙利亚国内政治分析人士卡萨吉安指出：“美军‘赖着不走’，导致叙利亚国内危机越来越严重，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控制叙利亚。”

　　“美国以反恐为借口来到我们的家园，事实上却在掠夺我们”

　　在叙利亚各地的加油站，等待加油的车辆排起长队，即使是最繁华的街区，一天也只能保证几小时的供电。与此同时，在叙利亚与伊拉克边境的公路上，原本属于叙利亚的石油却源源不断地被美军油罐车盗运至其在伊拉克的基地。

　　近日，叙利亚外交部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表示，美军及其支持的武装已给叙造成259亿美元的直接损失。信中还写道，美国通过其在叙东北部地区、东南部坦夫地区的持续军事存在，继续其“侵略行径”，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美军及其支持的武装继续系统地掠夺石油、小麦等属于叙利亚人民的基本资源和国家财富。叙利亚外交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军及其支持的武装造成叙利亚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被盗损失达198亿美元。此外，油气、矿产领域减产给叙利亚造成的间接损失超过860亿美元。

　　最富裕的国家对最贫穷的国家进行掠夺的荒诞场景不断在上演。过去一年，美军频繁出动，公然掠夺叙利亚石油等资源。根据叙利亚石油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上半年，叙石油日产量约8.03万桶，其中6.6万桶被驻叙美军掠夺，占叙日产油量的83%。据俄罗斯对外机构统计，美国在叙东北部每月盗采的石油中有约1/3通过黑中介，以每桶35—40美元的价格卖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美军每月可从中获取3500万—4000万美元的非法收入。从2011年到2022年年中，美军在叙非法驻扎以及受其支持的武装进行的盗采、非法贸易行为，已给叙造成1071亿美元的损失。

　　除了石油，美军连小麦这样与叙利亚民生息息相关的“口粮”也不放过。2022年6月，美军甚至出动40辆卡车直接掠夺叙小麦。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境内有超过1200万人处于“粮食无法保障”状态，九成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3的叙利亚人需要依靠人道主义援助维持生计。叙利亚曾是粮食出口国，如今民众却“挣扎在饥饿线上”，美国难辞其咎。“美国以反恐为借口来到我们的家园，事实上却在掠夺我们的小麦、石油，还对我们施加经济制裁，美国是叙利亚危机的始作俑者。”叙利亚哈塞克省居民阿里说。

　　“空袭造成的平民流离失所和伤亡是美国在叙利亚侵犯人权的罪证”

　　除了直接掠夺叙利亚资源，美国对叙利亚发起的军事打击和非法单边制裁，让叙利亚民众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生活雪上加霜。

　　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11年3月至2021年3月，美国的军事介入已造成超过35万叙利亚人死亡，其中包括26727名妇女、27126名儿童。此外，还有超过1200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1400万平民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美军频繁空袭导致叙利亚大量无辜平民死亡。仅2016年至2019年间，叙利亚有33584名平民在战争和冲突中丧生，其中3833人直接死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的轰炸。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表示，美军对叙利亚等国的空袭造成严重后果。例如，2017年，美军对叙利亚城市拉卡发动所谓“最精准的空袭”，但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认为，该军事行动共造成38起平民伤亡事件，178名平民丧生。叙政治分析人士乌萨马·达努拉谴责说：“空袭造成的平民流离失所和伤亡是美国在叙利亚侵犯人权的罪证，但美国仅仅将这称为‘附带损失’。”

　　除了军事行动造成的直接伤害，美国还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封锁禁运。自2011年9月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陆续对叙利亚实施制裁，包括禁止进口叙利亚原油和石油产品，以及对叙利亚石油出口相关融资和保险进行制裁。英籍叙利亚裔独立记者理查德·梅德赫斯特认为，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无异于中世纪的“围城战”——军队包围城市、切断粮食供应，导致大量平民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绝望地死去。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显示，过去两年，美国的肆意制裁引发了叙利亚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2021年，叙利亚货币贬值近80%；2022年，叙利亚遭遇恶性通货膨胀，基本商品价格飙升，通胀率一度接近140%，贫困率达到前所未有的90%。

　　“美国并非真正关心人权，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叙利亚遭受的破坏如此广泛和致命，在现代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相提并论。”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艾哈迈德·阿什卡尔表示，自叙利亚危机发生以来，美国一心图谋颠覆叙政府，默许甚至支持各方力量介入叙利亚局势，对极端势力滋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4年后，美国又以“反恐”为名频频对叙发动空袭，这些军事行动事实上让叙局势更趋复杂，政治解决方案更难达成。

　　欧洲议会议员米克·华莱士发出质问：“美国窃取叙利亚石油完全违反了国际法，而非法制裁是为了让叙利亚人挨饿，进而推动政权更迭。欧盟一向鼓吹人权，却支持对一个国家的破坏行为，这说明了什么？”面对美国侵犯叙利亚民众基本人权的行径，西方主流媒体却无一例外地选择沉默。梅德赫斯特认为，一谈到人权问题，美西方一贯的双重标准就暴露无遗，“叙利亚人民每周都在遭受轰炸，美西方却对此熟视无睹”。

　　“美国赤裸裸干涉叙利亚内政的行径，使叙利亚陷入长期战乱冲突，加剧了叙人民的苦难，同时也让中东地区更加混乱不安。从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到叙利亚、黎巴嫩，美国在中东地区犯下的人权罪行数不胜数。”叙利亚学者胡萨姆·舒艾卜表示：“美国并非真正关心人权，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本报记者宋亦然)

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